（宁波财经学院 王润喆）

编者按：2025年起，市司法局、市普法办、市教育局、团市委联合组织甬城高校普法联盟大学生暑期法治实践活动，累计参与学生30人，听听亲临者怎么说。

8月11日下午5点，来到孔浦司法所的第五周又两天，大雨飞扬，晚高峰的车流在眼前穿梭，刹车灯连成一片暖红色的河。司法所的玻璃门在我身后合拢，像是隔开了两个世界。望着那抹熟悉的灯光，胸腔里突然漫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涩——有些地方，才刚刚熟悉，便已要说再见。

我是孔浦司法所“新兵”

7月12日，台风“巴威”过境。我被狂风推搡着，脚步错乱地冲到司法所大门前，绕过老香樟，冲进去，抖了抖身上的水。大厅里，吕所长正站在办事处中央，铁牌椅上还散落着几条醒目的指挥袖标和反光背心，见我进来，朝我微微颔首，眼神中带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。

没有太多寒暄，吕所长给我简要介绍了司法所的近况，末了指指挂着牌匾和锦旗调解室和一间空着的办公室：“以后这儿就是属于你的哨岗。”

作为一名非法学专业的学生，我原以为这里会是公堂对簿、法法对驳的地方。现实却是，我更像是一个“新兵”，一名“学徒”。第一周，我主要任务是“听”和“聊”，听段大娘调解民间纠纷，和其余来暑期实践的同学沟通交流。

我对于调解室印象最深的是一起租客维权案，那是个炎热的午后，双方吵得不可开交，我机械地敲击键盘，试图从天南海北的口音中捕捉案件的具体信息却徒劳无功。段老师没有急着介入，先给双方递上杯热茶，等空调的冷气消解两人的剑拔弩张后，才慢慢把法律和温暖渗进去。事后，我整理出了一两千字的谈话录音，之后，我向吕所长询问时，吕所长告诉我：“调解不是判案，要讲法理，更要讲情理，最重要的是，要有保密意识。既然人家愿意来调解，就是不想把事闹大，我们有义务守好嘴。”

“新兵第一课，要有对他人故事与内容的保密意识。”我在手记里写着。

那三场“甬城青声”实战

如果说旁听是“新兵操练”，那么接下来的三场普法活动，则是我的“东线战场”。

起因是我和其他宁大的学生在第一周规划时间安排时发现，如果我们只是三点一线的上班，那这个暑假将会无比漫长与空闲。所以，吕所长像大学导师一样帮我们安排了这个暑期的大方向。“甬城青声·普法实践营”便是我们的成果。我们开展了很多次活动，包括“法护幼苗平安一夏”“以法护航 幼苗向阳”“法护银龄 慧眼识骗”……

我最难忘也是最紧张的，果然还是第一堂课。

活动的全名叫“法护幼苗平安一夏|甬城青声·普法实践营第一站”为了这40分钟的课，我频频失眠，PPT改了八版，稿子背到半夜还念叨“防溺水六不准”。我反复演练站在台上的样子，甚至对着镜子调整了十几次微笑的弧度。可当真正站在社区活动室里，面对台下几十双黑溜溜的眼睛时，面对麦克风和摄像机的长枪短跑时，我几乎忘了怎么说话，尤其当下面有小朋友在窃窃私语时，我甚至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模仿起调解室老师的姿态——先不急着讲内容，先聊点别的。我拿起了一旁准备好的道具游泳圈，问他们：“小朋友们夏天都喜欢去哪玩啊？水上乐园？还是——”孩子们的注意力被拉了回来，小手举得高高的。我顺着他们的节奏，把那些枯燥的内容揉碎，变成了“能不能去河边游泳”的问答游戏。

有这“生死一战”的练习，后面的两场显得从容了许多。在“以法护航幼苗向阳|甬城青声·普法实践营第二站”，我不再死磕稿子，而是设计了很多互动游戏，引导二十个参与有奖问答，现场笑声不断，我甚至能抽空逗逗那些调皮的小朋友。高潮在“法护银龄，慧眼识骗|甬城青声普法实践营第三站”，面对听力下降的阿婆，我把语速放慢，把声音提亮，手把手教她识别手机里的诈骗软件。当专业的摄制团队架起机器，我站在镜头前，不再去想那个曾经忘词的自己，我能，也一定能，顺利完成了主持与宣讲任务。

三场活动，我从手忙脚乱到游刃有余，我在实战中渐渐成长。我不是不怯场，而是哪怕怯场了，也能把这场戏唱完，并且唱好。

走访：核查与对视

第三周开始，我跟着徐警官拎着公文包，一头扎进孔浦街道的老旧小区。我们要做的是社区矫正对象走访——这是我从卷宗里熟悉的名字，第一次变成眼前活生生的人。

一个老旧的小区里，我们爬上六层楼梯，在昏黄闷热的走廊中穿梭，停在了一扇贴满“牛皮癣”的防盗门前，敲门、亮证、说明来意，门慢慢敞开。屋子很窄，只有十几平米，他也是一位大学生，他因为把个人信息借给了自己朋友，犯了帮信罪。书桌上堆满了考研的复习资料和没来得及洗的锅碗瓢盆。我问了他几个问题，“日子还得过，先试着改变、适应未来的生活吧。”他如是说。

那天我们最后走访的是一对夫妻，大叔开门时刚刚拖完地，手里还攥着拖把。他额头上挂着一层薄汗，看见我们，连忙把拖把往门后一靠，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。在我记录拍摄完后，大叔很后悔地反复重复“早知道当初就问清楚。”“下次涨脑筋了，再也这样。”回去的路上，徐警官告诉我，按理来说他们两是不能住一起的，我看着徐警官说完话便默不作声，忽然想起吕所长第一周对我说的话“人家愿意改，我们就得拉一把。”

归档，撤岗

实习的最后几天，我把自己埋进了档案室，做最后的收尾。我登上“新法治系统”，将一本本卷宗逐一录入、上传。看着堆在桌上的卷宗越来越少，那种枯燥中的成就感难以言喻。

8月11日，下午五点，我清点完手头的物资，关上电脑，将工位钥匙交还给内勤。走出大门时，檐角还滴答滴答，淌着水。

这段在孔浦司法所的日子，像一卷刚刚整理完毕的档案，它记录的不只是三十天的实习，更是法治中国最微小的注脚。在这，法律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条文，而是调解室里递出的一杯热茶，是走访时擦过汗珠的指尖，是“甬城青声”里孩子们举起的小手，是阿婆手机里被删掉的诈骗软件。

走出大门时，雨脚未收，水汽裹着风拽了拽我的衣角，我没回头，远东的天光破开云层，我步履从容，准备走向更远的地方。

这三十天，始于“巴威”的狂风，终于“白海豚”的滂沱，没有一天的气候是平淡的，也没有一场影视剧里的激烈辩驳，在我身上烙下印记的，只有累累卷宗散出的油墨和走街串巷时鞋底染上的泥腥。在那一刻，

我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靠在墙边站了一会儿。指尖还残留着纸张边缘的粗糙感，耳畔隐约回响着键盘敲击的余韵。